第541章 牵扯
    杨涟的话让袁可立和陆文昭都感觉了意外，尤其是袁可立。虽然杨涟被外放到辽东的时候，袁可立甚至还没有回到北京复职，但在进京的路上，他就听说了杨涟直犯龙颜，摒抑奸宦的事迹。在袁可立的想象里，杨涟应该是一个刚极易折的人。没想到他竟然能主动说出这种话来。
    意外归意外，袁可立总归还是没有开腔表态，毕竟他的身边还坐了一个锦衣卫。直到现在，袁可立也还是不知道，这个跟在他身边，几乎形影不离的锦衣卫到底领了哪些差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皇帝派给他的锦衣卫一定是不会只是朝鲜监护的贴身护卫，他们至少还有着监视自己言行的皇帝耳目之职。
    袁可立了解过，这个年轻的锦衣卫在一年之内连升了三级，从试百户一直升到正千户。半年升三级，这在锦衣卫系统里这不算难，只要能攀上某位司礼太监的高枝，就算从白身升千户可能也只是一天的事情。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可是，据袁可立的所知，陆文昭三次升迁都有实打实的成绩在背后撑着。
    陆文昭的第一次升迁是因为监视与徐光启相善的西洋人。袁可立不知道陆文昭向皇帝报告了什么，但事实证明，那些西洋人确实居心不良，竟然搞出了那么棘手的事情，要不是皇帝自己有心偏袒，徐光启这会儿已经被拖进臭水沟里了。
    陆文昭的第二次升迁是因为邹元标和赵南星的案子。这个年轻人漂亮地拿到了足以平息舆情并给整个案子定性的决定性证据——没有受刑的孙如游本人的口供。那场庭审之后，一场逐渐汹涌的政潮快速平息。万历朝张居正病故之后，那种愈演愈烈的政斗风气也逐渐归于平静并潜入水下成为暗流。
    而他第三次升迁，则是因为武清侯三案中的第二案——天津贪渎案。如果就案发的时间来说，天津卫的案子甚至可以说是武清侯三案中的第一案。这件案子进入最高潮的时候，袁可立已经返回到阔别近三十年的京师了。案子在锦衣卫大部出动的时候戛然收尾，草草落下。袁可立本以为这场案子会以沈采域归案作为结局，但没承想，沈采域进京未久，广宁走私案发。紧接着，锦衣卫就像事先准备好了一样，将天津贪渎案的题本送到了通政使司。再后来，东厂又揭发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案。
    三案接连发生，令人应接不暇。稍加思索，袁可立更感脊背发凉。
    袁可立倒是不觉得这个年轻人有什么恐怖的手腕。陆文昭这样的锦衣卫再厉害也不过只是一把刀，无非是好用一点，不会砍偏。关键从来都只在于握刀的人。
    无论是邹元标、赵南星的案子，还是西洋人的案子，抑或最近那些涉及勋戚的案子都体现一种令人费解的诡异感。邹元标、赵南星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西洋人在辽东搞出“谤君鼓噪”的事情，但引导西洋人进入京师的徐光启却靠着会试几乎完整躲过一场足以令他身败名裂的政潮；武清侯三案接连发生，硬生生地将李家逼到被足以夺爵的地步
    但只要换一个角度，那种令人费解的诡异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那种使头皮发麻的恐怖感。邹元标、赵南星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皇帝要他们死；徐光启能全身而退是因为皇帝允许他全身而退；而沈采域的案子会扯到武清侯定是皇帝允许锦衣卫和东厂往勋戚的身上攀扯。或许，皇帝早就想对武清侯动手了，早在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想对他们动手了。
    现在呢？陛下让这个连升三级的锦衣卫跟着自己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袁可立猜不到，但谨慎些总是好的。
    袁可立微微侧过头，偷偷地瞄了陆文昭一眼。这时，陆文昭正好开口了：“‘不要株连太多’这句话，杨中丞也写进给都察院的公函里了？”
    和袁可立不同，陆文昭的意外并不那么纯粹。他有些失望乃至难过了。
    尽管陆文昭和杨涟从没有什么交集，但他对这种忠君爱国、敢于犯颜直谏的清正御史始终抱有一份期待。陆文昭希望这些清正的士大夫能永远至纯如初，即使他自己早已不似当年模样。
    杨涟隐隐地感受到了那份浅含在语调语气的失望。但他却将这种失望，理解成了锦衣卫缇骑对自己这个主办官员不主张株连扩大的失望。
    杨涟确实是变了，他变得比以前更务实了。此时的他现实地认为，大敌当前的现在，并不是在辽搞反腐大清洗的好时候。
    “不是原话，但也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严办首恶，胁从轻问，并允许戴罪立功’我在公函里写了这些。如果上差要具文奏报圣上，就刚才的原话陈奏也无妨。”说话的时候，杨涟下意识地瞥了李光荣一眼。“从第一次援剿以来，万有孚便深入参与辽事，他算是供职时间最长的一批人。他和在辽的很多人有过往来，就连我都受到过他的款待。如果追究太甚，恐怕会让很多正在关键位置上的官员心生惶惧，长期与他接触的插汉诸部或许也会心生怀疑。我认为，这于大局来说，是不利的。”
    陆文昭听出来了，这位曾在京中声名大噪的杨中丞显然是把他当成问案的钦差了。但他也无意纠正，就只是心怀失落地笑了笑。“杨中丞，我想问的是直接涉案的人。”
    “不好说，”闻言，杨涟皱着的眉头舒展不少，李光荣紧绷的神经也稍微放松了些。“如果只就万有孚自己的口供来看，涉及市马案与走私案的勋戚、官员，确实不少。但哪些人直接参与牟利，哪些人间接获益，哪些人只是被万有孚胡乱攀咬拉扯下水，还需要进一步的侦讯。”
    “万有孚的口供提到了吴总督而不攀咬，杨中丞却觉得他可能攀咬其他人？这又是什么说法？”陆文昭很快收拾好了心情。
    “陆上差可能有所不知，吴总督和万有孚的亡父，已故万兵部尚书世德素有往来，目前尚不能排除万有孚因此包庇吴总督的可能。”杨涟说道。
    万有孚的父亲便是首任天津巡抚，蔚山城之败后代替杨镐经略朝鲜的朝鲜经略万世德。万历二十七年九月，万世德以东征有功，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万历二十九年二月，明廷确定倭国再无征朝逆谋，朝鲜无虞。遂让驻朝三年的万世德班师回国，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当年五月，万世德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等处。万历三十年九月，万世德升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旧总督蓟、保。不久，万世德病卒于官。上震，悼予祭葬。赠兵部尚书，荫其子京官。“万尚书和吴总督一个是隆庆五年的山西进士，一个是万历十四年的山东进士。而且万总督十九年前就辞世了，两人之间再有什么往来，恐怕也早就淡了吧？”陆文昭说道。
    “陆上差说得不错。所以我也只是有所疑虑，而不敢肯定。”杨涟说道。“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攀咬无辜，还是包庇有罪，都需要都察院那边增派人手进一步侦查勘核。如果只因为万有孚一侧的供词就贸然下定结论，显然不妥。”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能把名单给看看看吗？”陆文昭开始像一个真正的锦衣卫钦差那样问案了。反正皇帝还没有指派别的厂卫人员过问此事，也没有让他不过问此事，问过之后写一封简单的问询记录让驿站发回去也无妨。
    “当然可以。”杨涟颔首道，“名单我也附在呈送都察院的公函里了，但仍抄有一道备份存于祖大寿军中。陆上差若欲悉知，还请稍后移步。”
    “袁兵宪有心移步吗？”陆文昭看向袁可立，他可还没有忘记此行的主要目的。
    “陆上差若是想看，我也随行。”袁可立也把陆文昭当成顺路问案的钦差了。
    “既然名单存疑且已经发往京师，那就不必麻烦了。杨中丞简单说说明白无误的主要涉案人员就好。”陆文昭没想那么多，直接将袁可立的意思当成“无心移步”了。
    “如果暂时将兼任宣府巡抚的吴总督放到一边，”杨涟说道：“那么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三年前的市马贪渎案中，现任甘肃巡抚，时任宣府口北道兵备副使杜承式有很大的涉案嫌疑。在万有孚自己的供述中，甚至是杜承式主导了这场贪渎。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谁主谁次，不能听信一面之词。”
    按照惯例，在购买夷马时，应同时有户部官员和当地官员在场。而当时，直接会同万有孚前宣大市口买马的人就是宣府口北道兵备副使杜承式，他也正是因为“市马有功”才能在考核中“举最绩”，并在次年三月超升为甘肃巡抚。所以，如果万有孚真的贪污了户部和太仆寺联合发下的马价银，杜承式是不可能不知道的。虽然杜承式此时还在甘肃巡抚任上，但他已经完了，问题只在于他是不是主犯。
    陆文昭点点头，改问道：“那这次走私案的呢？”
    “武清侯、阳武侯、平江伯、永年伯这四家都有人参加走私，当中走私数额最大的是阳武侯薛家。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光是他一家，就走私了不下一百五十口大小铁锅，当中很多是能直接放在粮食袋子里的小广锅。”杨涟说道。
    “您抓住的现行犯就是阳武侯的家人？”陆文昭问道。
    “不止，还有武清侯的家人。”杨涟说道。
    在接到要他查探铁器走私圣旨之后，杨涟立刻带着祖大寿的人马从辽阳一路奔袭至义州，总算赶在抚赏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开放边市的那天，封锁了交易现场。并当场拿获了正在交易违禁物品的薛家商队和李家商队。紧接着，祖大寿的人马又在分巡辽海东宁道衙门里逮捕了正在办公的万有孚本人。为避免夜长梦多，当天晚上，杨涟就写好了那道呈给都察院，并最终在京师引起一阵风暴公函。
    “之前不只有武清侯、阳武侯、平江伯吗？怎么又多了永年伯？”陆文昭微微皱眉。现在的永年伯王明辅是去年驾崩的王皇后的侄儿，至少在陆文昭出京之前，皇帝还没有让厂卫逮捕王明辅。因此永年伯的出现，立刻让陆文昭开始犹豫要不要写那道问讯说明了。
    “这是最近发现的。”杨涟说道，“目前，只有阳武侯的仆人在口供里提到了永年伯。万有孚似乎也不知道永年伯参与走私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永年伯的事情有可能只是仆人扯皮搭车，私下参与。”
    即使杨涟如此说，陆文昭的眉头也仍旧皱着。思来想去，他还是觉得如实上报得好。如果永年伯真的没参与，那他最多也就因为没事找事而被批评两句。如果永年伯参与了，皇帝也准备处置他，而陆文昭问了却没上报，就有可能被视作不忠不诚，对锦衣卫来说，这可是大忌。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走私的？”陆文昭继续深问。
    “据万有孚自己供称，第一次有他参与的铁制品走私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二月。那时，他在未经朝廷批准，经略衙门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让插汉部的使者，以十两银子每口的价钱，带了十口十寸左右的小广锅走，这个价钱是官贸铁锅的十倍，如果按关内小广锅的一般市价来算，那就近二十倍。”
    经过长时间的贸易封锁，草原上铁制品的价格已经贵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在关内，没有经过任何破损的全新小铁锅只卖能五到六钱银子，而在草原上，同样的一口锅则能直接找其他部落换一匹好马。
    (本章完)